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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四个新崛起国族的「威尔逊时

威尔逊对于新世界秩序的承诺攫取了全世界的想像力。随着大战的影响被广为察觉,威尔逊的言论不仅吸引了政治精英,还有普罗大众,儘管他言论的意义和意涵在不同群体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当然,部分人士依然抱持怀疑态度,且随着和会情势的发展,以及在其他地方也无法实现他们期望的事实,其他人很快和怀疑者们一样,对眼中的昔日英雄感到失望。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九年初春,威尔逊的愿景看似就是国际社会的未来,而且这未来也必须仰仗他身为世界事务领袖的影响力。因此,「威尔逊时刻」应该被检视、并且被理解为一种国际现象,这样做不是因为当时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威尔逊的言论,而是因为他的话语散播与意涵的範围超越了历史叙述的一般地理範围。

当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演讲或其他知名演说时,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採用了不同程度的自决说法,并运用在不同的环境,而这和威尔逊个人的原本意图相去甚远。或许其中最为人知晓的案例是,许多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废墟中兴起的中东欧民族都採用了自决的说法,那有助于形塑战后的协议,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成为独立国家。还有某些群体也採用了自决的说法,直接针对战胜国提出主张,虽然他们并非要求政治独立——例如爱尔兰,就是在现有政体中争取其权利受到承认——如重要的美国非裔激进分子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与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此外,採用自决说法者并不限于那些自视为受压迫或是边缘化的群体。事实上,正如赫伯特.威尔斯在本章引言中所揭示的,曾有一段时间,欧洲与北美的大批进步人士和激进分子基于威尔逊原则,对更和平的世界秩序怀抱着千禧至福将近的期望。

本书聚焦于「威尔逊时刻」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特殊意义,这里的殖民地从广义来说指的是属地或半属地(The dependent or semi-dependent territories),涵盖当时几乎所有的亚洲和非洲地区 。如果本书试图讨论一整个殖民地世界,即便是限定在较小範围的地理区域与知识观念,其结果若不是会得出一个泛泛而谈的概论,就是要写成好几本犹如百科全书的着作。另一方面,仅仅描述某个地区或是某个单一群体的「威尔逊时刻」故事,将无法全面掌握基于当时国际脉络的殖民地经验,且会失去宽广且整合视角的洞察力。因此,为了结合有条理的细节与宽广的视野,本书专注在四个地区的族群: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

本书将讲述这四个在当时新崛起的国族对「威尔逊时刻」的回应,探索他们在面对挑战和机会时不断演化的自我认知,并考察这认知的影响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论述、作为和目标中。本书也重建了由他们所发起并蔓延开来的国际运动的始末——离散海外的社群和前所未有的群众动员,在这其中双双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将他们与一九一九年春在这四个地区所爆发的广泛改革性抗议运动之间做联结。民族主义——作为某种意识型态以及政治实践的形式——在观念和历史层面上都在国际政治脉络内部演进,且必须在这脉络之内才能全面理解它。

当然,这几个族群在历史、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各自和帝国主义间的关係上有着很多差别。然而,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与韩国人同样拥有共通的历史条件和被殖民经验等等重要元素。这四个社会长久以来都是整合性高的社经和政治实体,他们的精英阶层也都被灌输了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认同意识。此外,这四个社会到了一九一四年时全都已经发展出由各个文化性、社会性流动的个人们所组成的具有影响力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熟悉西方语言和思想,并开始发展与传播用现代词彙阐述的民族认同观念 。

「威尔逊时刻」向这些精英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也就是以这些新兴的民族认同名义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并且加强和扩展他们在国内外的合法性(legitimacy)。巴黎和会提供的自决原则和各种国际论坛促使民族主义领袖们重新思索他们的策略,重新定义他们的目标,并更为空前地号召国内选民支持自决。一九一九年春,在这四个社会中,几乎是同时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全面性抗议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甘地在印度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埃及的一九一九年革命以及韩国的三一运动。

这四个社会——当然也不限于这四个——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这期间,我们看到了反对帝国渗透和控制的抗争急速发展,也看到了在后续反殖民斗争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机构或个人的崛起。在埃及,资深大政治家、后来在埃及被缅怀为「国父」的札格庐勒在大战前就长期在英国掌控的政治系统下工作,如今则组建了一个打算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埃及独立诉求的代表团。为了领导此一运动,札格庐勒建立新政党,这政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主导了埃及的政治 。与此同时,印度与大英帝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由调和转成对抗的事件,即印度国大党——在战前坚持对大英帝国採取温和立场——成为了动员抵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媒介。一九二○年,圣雄甘地掌控了国大党。甘地于一九一九年时还坚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国内,此时却转为激烈反对。甘地的国大党产生的新激进主义,预示了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不断斗争的时代,而这样的斗争最终使英国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印度 。

在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回应了中国人对威尔逊言论的失望,也导致了思想、文化、文学和政治等领域的广阔变革潮流。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抗议行动逐渐扩大规模。在知识分子和政治阶层中,昔日讚扬的由威尔逊所推动的自由派理想已被另一种意识型态——建构强大的中华国家,并「恢复」(实为建立)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尊严——所取代了。韩国亦然,三一运动——起初是要引起威尔逊和巴黎和会对韩国独立思潮的关注——也升高并扩大为抵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抗争。在此运动中,海外组织甚至比其他组织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他们建立了流亡海外的临时政府,并由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坚旗手、先前已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威尔逊本人相识的李承晚所领导。这个临时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一直维持,虽然实际上无足挂齿;一九四八年,美国协助个性顽强的李承晚确实取得了这个他从一九一九起就宣称拥有的职位——(主权独立的)大韩民国总统一职。

如同一九一九年春几个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向相同(Convergence),「威尔逊时刻」的核心特徵之一正是「同时性」,即跨越民族、地区和帝国的事件在同一个时期——通常在反殖民运动史所涵盖的时间範围内——同时发生。

这是个短暂而又形势激烈的时期,全世界的民族都把关注点和行动目标锁定在由威尔逊担纲主演、于巴黎徐徐展开的鸿篇巨制之上。就某种程度而言,「威尔逊时刻」的故事就是威尔逊理念如何阐述与传播的故事,其中最为显着的是所有人民拥有自决权的理念,以及围绕国际联盟所建构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有成员国享有平等地位,而非拥有对等权力——的相关概念。威尔逊对于战后秩序的理念之形成,以及这些理念在他的战时言论中之逐渐阐明、昇华与传播——既是刻意透过美国的战时宣传运动,也是透过当时的全球通讯的基础设施,例如路透社(Reuters)等亲协约国的新闻社所主导——都是本书所要揭示的重要脉络。

然而,这段脉络不仅仅是——甚至从主要内容来说也不是——一段作为思想史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理念如何形成、阐述和传播的历史。更大程度上来说,这段发生在殖民地世界中的「威尔逊时刻」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威尔逊所捍卫的国际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与国际实务的新规範之中,(真实的与被人们认为的)权力如何被散播、採用与运作(即被转化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的故事。对于当时的反殖国族主义分子而言,威尔逊的话语在某程度上无疑是兼具感染力和创意。然而,这些言语最重要的特徵,还是它们出自于当时被广泛认为最有权势的世界领袖威尔逊之口,他对于形塑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极重要的影响力。因此,美国作为主要的世界强权的地位以及威尔逊致力于其和平计划,与威尔逊在战时的宣告内容(创造出威尔逊时刻在殖民地世界的影响力)是同等重要的。于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初,威尔逊——对协约国发挥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并在群众之间享有前所未有的声望——似乎拥有了执行其愿景的意志与权力。

1919年,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四个新崛起国族的「威尔逊时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就事实来说,威尔逊本人对于如何在欧洲确实执行自决原则,最多不过有个模糊的想法,他对于如何在欧洲以外地区执行,就更加不太关注了。然而,威尔逊关于自决权的谈话和他对于国际联盟的倡议,均暗示着一个更为公平并且自由发展的、不受他本人意图控制的全新国际关係模式。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分子而言,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停战以及建国的理论基础,并且作为即将签订的和平协议的核心原则,就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能够大幅改变他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在战时——特别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表——的演讲中,威尔逊已经以广泛、通用的术语明确表达了他的原则。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分子看不出,有什幺理由令这些原则不能同时适用于欧洲境内与境外地区。

凡尔赛条约通常被认为预示了殖民帝国的扩张顶点,而成为一战战胜国的强权,尤其是英国、法国和日本,确实在战后都取得了重要的领土。然而,殖民帝国无法单靠武力控制领土而维持。殖民当局至少要在当地大都会和它外围地区的人口中,透过调适取得合法性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都会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分子通过採纳自决话语,动摇了殖民帝国基础构造。正如亨利.格里玛尔所指出,它使得殖民强权和臣民间的关係「明显地和以永恆统治为特徵的过往时期有所不同」,并在国际舞台上对帝国秩序的合法性和永久性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如詹姆士.马亚尔所观察的那样,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时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他们于巴黎和会的短暂时期内,都比威尔逊更能顺利地保护自身国家的利益。但在推进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的时代中,这两人对于「奠定国际社会秩序基础」的自决原则,在国内外都未提出替代方案 。一九一九年的局势事实上奠定了殖民帝国灭亡的基石,而非加强或扩大殖民秩序。

毫无疑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为战后即将开展的激进改革带来了希望。这场战争重创了各大帝国的权力和声望,也让殖民地民族主义者能更轻易地挑战殖民强权。大战耗用了欧洲强权的无数资源,暴露出它们对于优越文明的主张其实极为空洞,也损害了西方军队的无敌形象——儘管这样的形象早在一九○五年日本战胜俄国时就已被摧毁。此外,外围地区的民族对协约国的战事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感到应该在本国政府内部以及国际舞台上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他们能够和欧洲人一同战死,为何不能与欧洲人一样管治自己的国家? 几乎有一百万名印度人参与了大战,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往欧洲充当劳工,还有更多人带着关于权利与自由的新经验和新观念返国 。大战时的经济危机和混乱也导致例如埃及与印度这些地方在战后的不满情绪,虽然这项因素并未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例如韩国在一战期间反而处于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

然而,仅仅是大战的冲击并无法解释战后在殖民地世界发生的事件。儘管大战耗尽欧洲强权的权力和声望,但令人意外地,在一战期间几乎没有出现什幺反抗殖民帝国的骚动,而即使在帝国强权的军事力量最为脆弱之时,也未在大战结束之际迅速爆发起义事件。诚如某位历史学者所指出的,物质破坏和道德堕落的战时景象,导致亚非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发起广泛的批评。然而,这种见解忽略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威尔逊曾普遍有过的过度讚扬(即使为时短暂)——威尔逊的「千禧至福」愿景被吹捧为能抵消战争的苦难并引致和平的新时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停战时,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分子都相信,巴黎是通往自决道路的必经之地, 而且民族主义分子们也正打算在那里发起广泛的陈情运动。只有到了一九一九年春,民族主义者们声张权利的努力显然已失败,此后才爆发了抗争事件。这样,进一步要求自决权与国际平等的运动以及后续的理想幻灭,都助长了反殖抗议运动的发起以及广泛的群众动员。

其他诸如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也在这些战后的反殖民动员中发挥关键作用。埃及人和印度人对一战时的通货膨胀与徵兵负担的怨怼,韩国人对先皇死因的怀疑所引起的愤怒,以及中国新兴的劳动阶级对劳资关係的不满,都是一九一九年各国发起抗争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也都有助于说明群众骚动的盛行,以及他们对外国强权或殖民统治者的敌意。然而,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解释抗争的时机点、特徵以及目标。国际舞台上的每一个争取自决与平等的运动都根植于各个社会的内部发展。但在「威尔逊时刻」的国际脉络之下,这些运动也是错综複杂的,因为民族主义领袖为了自决,聚集在巴黎的国际论坛中,他们将不满与挫折混入所提出的要求,并将诉求导向反殖民抗争。提出这些要求的运动,以及强权国家未能满足或解决这些要求所带来的挫败,都导致了把对国际事务新时代的期望转换成开罗、德里、北京、首尔以及其他地方街头上的示威运动,并赋予了这些示威运动一致的意义和目的。一九一九年反殖民抗争的起因可以归诸于战争(一战),但同样也可以归诸于和平(一战结束后的形势)。


将发生在「威尔逊时刻」的殖民地世界叙事放在「国际脉络」之下,不仅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书写方式,而且本书也不该被视为一本单纯为了比较几个不同的独立事件而将它们并列在一起的练习簿。恰恰相反,对这个脉络的分析,反映出历史主体如何察觉自身条件、规划其行为,以及主体持续落实其计划的方法。如果「国际」(International)主要是指既有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 而「跨国」(Transnational)意味着各历史主体跨越国家边界的行为和互动(但并不是非由他们本人直接执行不可),那幺「威尔逊时刻」确实如其被殖民地人民所认知、体验以及扮演那般,是既国际化又具有跨国性 。

极其明显地,威尔逊把他自己看作全球舞台上的一分子。不过,另一同等重要的见解是,一九一九年的反殖民运动——通常这些运动只会在各自民族历史的脉络下被检视——的起源、行为和目标都深深地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这一点做出更为详尽的阐述。简言之,这些运动是由自认为属于全球浪潮一部分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跨国网络所形塑,这些激进分子在国际舞台上卖力演出,且特别对国际性的目标有种渴望,即他们所主张的民族与领土是在一个(在架构与动态关係上都反映出威尔逊箴言的)新的国际社会中获得自决,并且被承认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事后看,威尔逊的言论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取得重要地位,这让他们由威尔逊所提倡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心生期盼,但显而易见地这秩序的实现远远出乎威尔逊本人的意图,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围。但与此同时,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的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以及当威尔逊车队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街头巡视时,排队欢呼的数百万民众,这些人都相信和会将会透过帮助他们取得自决权的方式来改革国际秩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既不是威尔逊的伪善的天真受害者,也不是一味强调颠覆性改革的激进分子,而是精明的政治行动者,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在面对英国与日本的帝国统治时的弱点,同时竭力借助威尔逊的力量和言论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平等权利。

「威尔逊时刻」似乎提供了让行动者们得以重组、提升与扩大反帝国运动的机会,于是他们迅速且充满干劲地抓紧机会,动员国内外群众来支持他们。当和平协议条款远远低于他们的期望,以及威尔逊所号召的国际平等愿景显而易见地崩坏时,一九一九年春,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同时发起震撼了殖民地世界的暴动。儘管本书的书名是「威尔逊时刻」, 但他们——而非威尔逊本人——才是后续故事中的要角。

相关书摘顾维钧暗示,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正是在实践孔子的理想谣言推动了起义:威尔逊总统要搭机前来协助韩国独立!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1919:中国、印度、埃及和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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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雷斯・马内拉(Erez Manela)
译者:吴润璿

1919年,甘地还坚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国内,为什幺到了1920年便发对,并发起着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背后,列宁和威尔逊谁的影响比较大?为什幺在追求民族自决的道路上,列宁取代了威尔逊的位置?中国的五四运动实际受了韩国的三一运动的影响,你知道吗?本书讲述了李承晚、胡适、顾维钧、甘地、札格庐勒的故事,这些精彩的反殖民民族主义分子的故事,穿插在1919年春天爆发的这些大型抗议运动之间,并在观念和历史的国际脉络中演进。

以往中国近代史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只是简单提及它由巴黎和会的失败所引发,迅速把矛头指向反帝。却很少讨论它的意识形态来源(恰恰也是帝国主义),更不大提及它是全球大潮在远东礁岸的余浪,内部读者几乎不知道五四运动有如此广深远泛的国际脉络。

然而,「威尔逊时刻」最终以羞辱性的崩解告终,其承诺逐渐消退,带来痛苦的幻灭。但,即便如此,1919年开启了国际关係中「威尔逊世界」之门,组建的国联演化成后来的联合国,达尔文式的国际秩序逐渐让步给以法律、条约所维繫的世界新秩序,大量民族国家从帝国中解放,逐渐独立自主,而这波民族国家诞生的潮流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没有终结。

1919年,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四个新崛起国族的「威尔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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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对于新世界秩序的承诺攫取了全世界的想像力。随着大战的影响被广为察觉,威尔逊的言论不仅吸引了政治精英,还有普罗大众,儘管他言论的意义和意涵在不同群体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当然,部分人士依然抱持怀疑态度,且随着和会情势的发展,以及在其他地方也无法实现他们期望的事实,其他人很快和怀疑者们一样,对眼中的昔日英雄感到失望。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九年初春,威尔逊的愿景看似就是国际社会的未来,而且这未来也必须仰仗他身为世界事务领袖的影响力。因此,「威尔逊时刻」应该被检视、并且被理解为一种国际现象,这样做不是因为当时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威尔逊的言论,而是因为他的话语散播与意涵的範围超越了历史叙述的一般地理範围。

当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演讲或其他知名演说时,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採用了不同程度的自决说法,并运用在不同的环境,而这和威尔逊个人的原本意图相去甚远。或许其中最为人知晓的案例是,许多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废墟中兴起的中东欧民族都採用了自决的说法,那有助于形塑战后的协议,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成为独立国家。还有某些群体也採用了自决的说法,直接针对战胜国提出主张,虽然他们并非要求政治独立——例如爱尔兰,就是在现有政体中争取其权利受到承认——如重要的美国非裔激进分子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与威廉.门罗.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此外,採用自决说法者并不限于那些自视为受压迫或是边缘化的群体。事实上,正如赫伯特.威尔斯在本章引言中所揭示的,曾有一段时间,欧洲与北美的大批进步人士和激进分子基于威尔逊原则,对更和平的世界秩序怀抱着千禧至福将近的期望。

本书聚焦于「威尔逊时刻」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特殊意义,这里的殖民地从广义来说指的是属地或半属地(The dependent or semi-dependent territories),涵盖当时几乎所有的亚洲和非洲地区 。如果本书试图讨论一整个殖民地世界,即便是限定在较小範围的地理区域与知识观念,其结果若不是会得出一个泛泛而谈的概论,就是要写成好几本犹如百科全书的着作。另一方面,仅仅描述某个地区或是某个单一群体的「威尔逊时刻」故事,将无法全面掌握基于当时国际脉络的殖民地经验,且会失去宽广且整合视角的洞察力。因此,为了结合有条理的细节与宽广的视野,本书专注在四个地区的族群: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

本书将讲述这四个在当时新崛起的国族对「威尔逊时刻」的回应,探索他们在面对挑战和机会时不断演化的自我认知,并考察这认知的影响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论述、作为和目标中。本书也重建了由他们所发起并蔓延开来的国际运动的始末——离散海外的社群和前所未有的群众动员,在这其中双双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将他们与一九一九年春在这四个地区所爆发的广泛改革性抗议运动之间做联结。民族主义——作为某种意识型态以及政治实践的形式——在观念和历史层面上都在国际政治脉络内部演进,且必须在这脉络之内才能全面理解它。

当然,这几个族群在历史、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各自和帝国主义间的关係上有着很多差别。然而,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与韩国人同样拥有共通的历史条件和被殖民经验等等重要元素。这四个社会长久以来都是整合性高的社经和政治实体,他们的精英阶层也都被灌输了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认同意识。此外,这四个社会到了一九一四年时全都已经发展出由各个文化性、社会性流动的个人们所组成的具有影响力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熟悉西方语言和思想,并开始发展与传播用现代词彙阐述的民族认同观念 。

「威尔逊时刻」向这些精英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也就是以这些新兴的民族认同名义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并且加强和扩展他们在国内外的合法性(legitimacy)。巴黎和会提供的自决原则和各种国际论坛促使民族主义领袖们重新思索他们的策略,重新定义他们的目标,并更为空前地号召国内选民支持自决。一九一九年春,在这四个社会中,几乎是同时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全面性抗议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甘地在印度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埃及的一九一九年革命以及韩国的三一运动。

这四个社会——当然也不限于这四个——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这期间,我们看到了反对帝国渗透和控制的抗争急速发展,也看到了在后续反殖民斗争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机构或个人的崛起。在埃及,资深大政治家、后来在埃及被缅怀为「国父」的札格庐勒在大战前就长期在英国掌控的政治系统下工作,如今则组建了一个打算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埃及独立诉求的代表团。为了领导此一运动,札格庐勒建立新政党,这政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主导了埃及的政治 。与此同时,印度与大英帝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由调和转成对抗的事件,即印度国大党——在战前坚持对大英帝国採取温和立场——成为了动员抵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媒介。一九二○年,圣雄甘地掌控了国大党。甘地于一九一九年时还坚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国内,此时却转为激烈反对。甘地的国大党产生的新激进主义,预示了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不断斗争的时代,而这样的斗争最终使英国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印度 。

在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回应了中国人对威尔逊言论的失望,也导致了思想、文化、文学和政治等领域的广阔变革潮流。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抗议行动逐渐扩大规模。在知识分子和政治阶层中,昔日讚扬的由威尔逊所推动的自由派理想已被另一种意识型态——建构强大的中华国家,并「恢复」(实为建立)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尊严——所取代了。韩国亦然,三一运动——起初是要引起威尔逊和巴黎和会对韩国独立思潮的关注——也升高并扩大为抵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抗争。在此运动中,海外组织甚至比其他组织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他们建立了流亡海外的临时政府,并由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坚旗手、先前已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威尔逊本人相识的李承晚所领导。这个临时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一直维持,虽然实际上无足挂齿;一九四八年,美国协助个性顽强的李承晚确实取得了这个他从一九一九起就宣称拥有的职位——(主权独立的)大韩民国总统一职。

如同一九一九年春几个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向相同(Convergence),「威尔逊时刻」的核心特徵之一正是「同时性」,即跨越民族、地区和帝国的事件在同一个时期——通常在反殖民运动史所涵盖的时间範围内——同时发生。

这是个短暂而又形势激烈的时期,全世界的民族都把关注点和行动目标锁定在由威尔逊担纲主演、于巴黎徐徐展开的鸿篇巨制之上。就某种程度而言,「威尔逊时刻」的故事就是威尔逊理念如何阐述与传播的故事,其中最为显着的是所有人民拥有自决权的理念,以及围绕国际联盟所建构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有成员国享有平等地位,而非拥有对等权力——的相关概念。威尔逊对于战后秩序的理念之形成,以及这些理念在他的战时言论中之逐渐阐明、昇华与传播——既是刻意透过美国的战时宣传运动,也是透过当时的全球通讯的基础设施,例如路透社(Reuters)等亲协约国的新闻社所主导——都是本书所要揭示的重要脉络。

然而,这段脉络不仅仅是——甚至从主要内容来说也不是——一段作为思想史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理念如何形成、阐述和传播的历史。更大程度上来说,这段发生在殖民地世界中的「威尔逊时刻」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威尔逊所捍卫的国际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与国际实务的新规範之中,(真实的与被人们认为的)权力如何被散播、採用与运作(即被转化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的故事。对于当时的反殖国族主义分子而言,威尔逊的话语在某程度上无疑是兼具感染力和创意。然而,这些言语最重要的特徵,还是它们出自于当时被广泛认为最有权势的世界领袖威尔逊之口,他对于形塑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极重要的影响力。因此,美国作为主要的世界强权的地位以及威尔逊致力于其和平计划,与威尔逊在战时的宣告内容(创造出威尔逊时刻在殖民地世界的影响力)是同等重要的。于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初,威尔逊——对协约国发挥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并在群众之间享有前所未有的声望——似乎拥有了执行其愿景的意志与权力。

1919年,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四个新崛起国族的「威尔逊时
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就事实来说,威尔逊本人对于如何在欧洲确实执行自决原则,最多不过有个模糊的想法,他对于如何在欧洲以外地区执行,就更加不太关注了。然而,威尔逊关于自决权的谈话和他对于国际联盟的倡议,均暗示着一个更为公平并且自由发展的、不受他本人意图控制的全新国际关係模式。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分子而言,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停战以及建国的理论基础,并且作为即将签订的和平协议的核心原则,就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能够大幅改变他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在战时——特别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表——的演讲中,威尔逊已经以广泛、通用的术语明确表达了他的原则。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分子看不出,有什幺理由令这些原则不能同时适用于欧洲境内与境外地区。

凡尔赛条约通常被认为预示了殖民帝国的扩张顶点,而成为一战战胜国的强权,尤其是英国、法国和日本,确实在战后都取得了重要的领土。然而,殖民帝国无法单靠武力控制领土而维持。殖民当局至少要在当地大都会和它外围地区的人口中,透过调适取得合法性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都会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分子通过採纳自决话语,动摇了殖民帝国基础构造。正如亨利.格里玛尔所指出,它使得殖民强权和臣民间的关係「明显地和以永恆统治为特徵的过往时期有所不同」,并在国际舞台上对帝国秩序的合法性和永久性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如詹姆士.马亚尔所观察的那样,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时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他们于巴黎和会的短暂时期内,都比威尔逊更能顺利地保护自身国家的利益。但在推进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的时代中,这两人对于「奠定国际社会秩序基础」的自决原则,在国内外都未提出替代方案 。一九一九年的局势事实上奠定了殖民帝国灭亡的基石,而非加强或扩大殖民秩序。

毫无疑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为战后即将开展的激进改革带来了希望。这场战争重创了各大帝国的权力和声望,也让殖民地民族主义者能更轻易地挑战殖民强权。大战耗用了欧洲强权的无数资源,暴露出它们对于优越文明的主张其实极为空洞,也损害了西方军队的无敌形象——儘管这样的形象早在一九○五年日本战胜俄国时就已被摧毁。此外,外围地区的民族对协约国的战事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感到应该在本国政府内部以及国际舞台上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他们能够和欧洲人一同战死,为何不能与欧洲人一样管治自己的国家? 几乎有一百万名印度人参与了大战,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往欧洲充当劳工,还有更多人带着关于权利与自由的新经验和新观念返国 。大战时的经济危机和混乱也导致例如埃及与印度这些地方在战后的不满情绪,虽然这项因素并未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例如韩国在一战期间反而处于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

然而,仅仅是大战的冲击并无法解释战后在殖民地世界发生的事件。儘管大战耗尽欧洲强权的权力和声望,但令人意外地,在一战期间几乎没有出现什幺反抗殖民帝国的骚动,而即使在帝国强权的军事力量最为脆弱之时,也未在大战结束之际迅速爆发起义事件。诚如某位历史学者所指出的,物质破坏和道德堕落的战时景象,导致亚非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发起广泛的批评。然而,这种见解忽略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威尔逊曾普遍有过的过度讚扬(即使为时短暂)——威尔逊的「千禧至福」愿景被吹捧为能抵消战争的苦难并引致和平的新时代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停战时,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分子都相信,巴黎是通往自决道路的必经之地, 而且民族主义分子们也正打算在那里发起广泛的陈情运动。只有到了一九一九年春,民族主义者们声张权利的努力显然已失败,此后才爆发了抗争事件。这样,进一步要求自决权与国际平等的运动以及后续的理想幻灭,都助长了反殖抗议运动的发起以及广泛的群众动员。

其他诸如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也在这些战后的反殖民动员中发挥关键作用。埃及人和印度人对一战时的通货膨胀与徵兵负担的怨怼,韩国人对先皇死因的怀疑所引起的愤怒,以及中国新兴的劳动阶级对劳资关係的不满,都是一九一九年各国发起抗争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也都有助于说明群众骚动的盛行,以及他们对外国强权或殖民统治者的敌意。然而,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解释抗争的时机点、特徵以及目标。国际舞台上的每一个争取自决与平等的运动都根植于各个社会的内部发展。但在「威尔逊时刻」的国际脉络之下,这些运动也是错综複杂的,因为民族主义领袖为了自决,聚集在巴黎的国际论坛中,他们将不满与挫折混入所提出的要求,并将诉求导向反殖民抗争。提出这些要求的运动,以及强权国家未能满足或解决这些要求所带来的挫败,都导致了把对国际事务新时代的期望转换成开罗、德里、北京、首尔以及其他地方街头上的示威运动,并赋予了这些示威运动一致的意义和目的。一九一九年反殖民抗争的起因可以归诸于战争(一战),但同样也可以归诸于和平(一战结束后的形势)。


将发生在「威尔逊时刻」的殖民地世界叙事放在「国际脉络」之下,不仅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书写方式,而且本书也不该被视为一本单纯为了比较几个不同的独立事件而将它们并列在一起的练习簿。恰恰相反,对这个脉络的分析,反映出历史主体如何察觉自身条件、规划其行为,以及主体持续落实其计划的方法。如果「国际」(International)主要是指既有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 而「跨国」(Transnational)意味着各历史主体跨越国家边界的行为和互动(但并不是非由他们本人直接执行不可),那幺「威尔逊时刻」确实如其被殖民地人民所认知、体验以及扮演那般,是既国际化又具有跨国性 。

极其明显地,威尔逊把他自己看作全球舞台上的一分子。不过,另一同等重要的见解是,一九一九年的反殖民运动——通常这些运动只会在各自民族历史的脉络下被检视——的起源、行为和目标都深深地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这一点做出更为详尽的阐述。简言之,这些运动是由自认为属于全球浪潮一部分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跨国网络所形塑,这些激进分子在国际舞台上卖力演出,且特别对国际性的目标有种渴望,即他们所主张的民族与领土是在一个(在架构与动态关係上都反映出威尔逊箴言的)新的国际社会中获得自决,并且被承认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事后看,威尔逊的言论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取得重要地位,这让他们由威尔逊所提倡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心生期盼,但显而易见地这秩序的实现远远出乎威尔逊本人的意图,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围。但与此同时,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的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以及当威尔逊车队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街头巡视时,排队欢呼的数百万民众,这些人都相信和会将会透过帮助他们取得自决权的方式来改革国际秩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既不是威尔逊的伪善的天真受害者,也不是一味强调颠覆性改革的激进分子,而是精明的政治行动者,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在面对英国与日本的帝国统治时的弱点,同时竭力借助威尔逊的力量和言论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平等权利。

「威尔逊时刻」似乎提供了让行动者们得以重组、提升与扩大反帝国运动的机会,于是他们迅速且充满干劲地抓紧机会,动员国内外群众来支持他们。当和平协议条款远远低于他们的期望,以及威尔逊所号召的国际平等愿景显而易见地崩坏时,一九一九年春,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同时发起震撼了殖民地世界的暴动。儘管本书的书名是「威尔逊时刻」, 但他们——而非威尔逊本人——才是后续故事中的要角。

相关书摘顾维钧暗示,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正是在实践孔子的理想谣言推动了起义:威尔逊总统要搭机前来协助韩国独立!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1919:中国、印度、埃及和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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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雷斯・马内拉(Erez Manela)
译者:吴润璿

1919年,甘地还坚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国内,为什幺到了1920年便发对,并发起着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背后,列宁和威尔逊谁的影响比较大?为什幺在追求民族自决的道路上,列宁取代了威尔逊的位置?中国的五四运动实际受了韩国的三一运动的影响,你知道吗?本书讲述了李承晚、胡适、顾维钧、甘地、札格庐勒的故事,这些精彩的反殖民民族主义分子的故事,穿插在1919年春天爆发的这些大型抗议运动之间,并在观念和历史的国际脉络中演进。

以往中国近代史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只是简单提及它由巴黎和会的失败所引发,迅速把矛头指向反帝。却很少讨论它的意识形态来源(恰恰也是帝国主义),更不大提及它是全球大潮在远东礁岸的余浪,内部读者几乎不知道五四运动有如此广深远泛的国际脉络。

然而,「威尔逊时刻」最终以羞辱性的崩解告终,其承诺逐渐消退,带来痛苦的幻灭。但,即便如此,1919年开启了国际关係中「威尔逊世界」之门,组建的国联演化成后来的联合国,达尔文式的国际秩序逐渐让步给以法律、条约所维繫的世界新秩序,大量民族国家从帝国中解放,逐渐独立自主,而这波民族国家诞生的潮流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没有终结。

1919年,埃及、印度、中国和韩国四个新崛起国族的「威尔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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